讓我們把道德的勇氣找回來(上)

讓我們把道德的勇氣找回來(上)

 

     2013年，我今年四十七歲了，直到今天，我還保持一個習慣，就是寫日記(diary)，從民國67年到民國102年，從國小五年級到現在，未曾間斷，足足有三十五年。雖然今年我寫了三十本書，但是我的日記本，比我寫的書還多。

    小時候寫日記，是創傷的童年，需要有一個心靈對話的窗口，紀錄與反省自己所面對的世界。如今寫日記，是孤獨的深夜，一樣紀錄與反省自己所面對的殘酷世界。然而最不容易的是，持之以恆，維持生活的紀律，即使旅行，也得帶出去環遊世界，寫完才睡。

    如今厚重的日記庫，是我人生智慧的寶藏。看國小的篇章，看到當年的童真幼稚，但是看到大學與研究所的篇章，就不禁感慨萬千。看到自己成長的軌跡，也許欣喜，也許懊悔，但是人生不可能重來。

    我想，在您年輕的時候，如果能夠遇到熱心的師長，願意點醒您一些錯誤，成長的過程少受一點傷，那是多麼幸運的事。

  只不過，年輕時人生閱歷不足，當時哪聽得進去？所以，我們總是會在年輕時犯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中年之後將自己的教訓與成長，好意告訴年輕人，有趣的循環是，年輕人一樣聽不進去。

 

 

【  十九年前 成大讀博士班時期  那些年的故事  】

    民國八十三年起，我就讀成大博士班，我從小對於鐵道充滿熱情，是為自己的熱忱而研究，不是為了學位而研究。當時，我經常有若干見解，刊登在報紙上，包含捷運、高鐵、保存鐵道古蹟等議題。十九年前，在那個網路不普及的時代，當時在鐵道領域，已經略薄虛名。

    記得當時系上有個教授，私底下找我談，對我的行為，很不以為然。當時他說的話，我真的有聽沒有懂。如今人到中年，翻閱日記，真的發現老師說的話一點都沒錯，是自己的智慧不夠。回首這段往事，我的內心充滿感激！

    民國八十五年，該名老師並非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張有恆，只是平時互動良好，他覺得有一些人生的道理，應該好好地告訴我。

   「昭旭，在你不清楚周遭老師的想法之前，尤其是你的指導教授，不要輕率地發表任何意見。你還是學生，這不是『是非』問題，而是角色問題，倫理問題。」

   「不論你懂得再多，不要讓自己旗幟鮮明，要懂得藏。當你對某些議題過度表態，你只會無意中得罪人，被貼了標籤，還沾沾自喜，你以後怎麼死的還不知道。」

    記得當時我很天真，不明白老師的話，還反問回去：

  台南鐵路地下化要花三百億，只為消除幾個平交道？

  台南火車站為何要拆不能留？高鐵規劃設站到十二三站，而且設站地點偏遠，旅行時間拉長，這樣的運輸規劃怎麼會對？

   為什麼高鐵要花幾千億，購買昂貴的機電系統，難道不能台灣自己研發嗎?

    「老師，我不是不懂得藏，這是基本的道德的勇氣。讀研究所不是追求真理嗎？追求真理難道不需要道德的勇氣嗎？」我傻傻地回答。

     印象中，老師發現我還活在自己的世界，嘆了口氣，說你好自為之吧。

     另外一位教授，也跟我談過類似的話，只是講得更直接一點，

   我還是有聽沒有懂。

 「交通運輸領域，本來就與都市計劃領域有所重疊，牽涉到土地開發，經濟與都更問題，你很喜歡火車沒錯，但是火車與鐵道，真的不是規劃重點。」

    我還是提到道德的勇氣，老師態度終於轉趨嚴厲！

   「我想，在你搞不清楚鐵路地下化，還有高鐵捷運，規劃報告書是有哪些老師寫？計劃審查是哪些老師？你的指導老師，還有系上老師與顧問公司的關係之前，你最好乖乖地閉嘴。別忘了你的角色是學生，你就照遊戲規則做你該做的，其他有的沒的，你根本沒資格發言，你懂嗎？」

    當時，我不懂，如今，我懂了。而且很慚愧。

  因為人世間有很多事，不能明講，那是社會現實的利害關係，還有階級的倫理，老師已經「點」得夠清楚，他講到這樣，已經是極限。只是我悟性太差。

    民國八十六年，我在成大當兼任講師兩學期，八十七年，我離開成大博士班，沒有畢業，沒有老師覺得「意外」。

  不是努力不夠，而是觸犯了「禁忌」。

  離開成大之後，我必須更努力求生存才能活下來，民國八十七年，我在其他大學繼續兼課到現在，我的鐵道出版工作大放異彩，屢屢得獎，我很熱心地將自己後續出的書籍與月曆，每年拿回去送系上老師。我並沒有因為沒畢業，而有任何怨懟。離開了學校，大家不再是師生關係，而是朋友關係，許多老師願意講一些學術界的真心話。

   「你知道老師看待博士班與碩士班學生，有什麼差別嗎？」老師問。

   「在當時那個年代，博士班畢業可以敘副教授，後來改助理教授，一畢業就有缺到大學任教。所以老師對博士班學生把關嚴格不說，還有一點，一旦學生畢業，就從學生變同事了。而學術計畫往往是專業互審，同一個領域，學生審到老師的計畫機率很高。」老師繼續說。

   「所以博士班規定很多，但是過與不過，完全操縱在老師手中，老師除了考量學生的專業與研究能力，也會考量學生，能不能成為學術界的「自己人」，大家互相幫忙。因此，懂得做人的道理，真的很重要！」

   當年給我最多勸告的老師，他很快就從成大退休，我非常地感激他，願意告訴我實話。他「直接了當」地告訴我，當年，你在報紙上搞那些有的沒的，已經把利益相關者全部得罪光了！你所謂的道德的勇氣，根本就是白目，還有不自量力，除非你很有後台靠山，或能自己出國去拿博士(他意有所指)，在台灣你根本不用混了。

   「你那麼能寫書，還能得獎，很多博士都做不到的事，你都能做到，可見得你的能力不是問題。如果你的指導老師肯幫你，把你的書裡面資料整理一下，模式套一下，大家打個招呼，要拿幾個博士學位有什麼難？反過來，你被貼了標籤，你就是專門造反，你的指導老師想幫你，我想幫你都不可能，因為一定會有人有意見，不放心。你寫再多書，做再多事，永遠拿不到學位。」老師懇切的說。

   「昭旭，你有你的理想沒錯，你有你的道德勇氣，但是你想做事，就要先取得權力，權力是人決定的。你要會懂得做人，過不了人這一關，再多理想都是空談。」也就是要先討好有權力的人。

  那一年，跟老師閒聊，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

  學術是發掘真理，真理是權力決定的，沒權力就沒資格說話。

  台灣的學術界包工程，審查，預算，計畫，很正常，

  老師希望我別再提道德的勇氣，那是失敗者的藉口。

 

     於是在若干年前，我不再提道德的勇氣，我拼命討好人，可是沒有用。

  因為，早已經被貼了標籤，成為利益開發團體的敵人。

  如今，我已經四十多歲，在社會上做了很多事，也接過研究計畫，對於很多事的眉角，也了然於心。我也知道自己被定型了，很難改變。但是面對這些人生的成長，我感恩在心，我的確需要反省。

 「不論你懂得再多，不要讓自己旗幟鮮明，要懂得藏。」我記得這句話。

    所以當我看到新聞，我寫了這兩篇文章，告訴年輕人，

    理直能氣平 處世更高明 ，智者懷其仁 能者藏其鋒，

  我很怕他們受傷！

    我也為「專門造反」這四個字，默默地難過。

  因為十八年前，我曾經當過很有正義感的學生，結果下場呢？

    如今十八年後，看到以上這些報紙紀錄，

    我沒有喜悅，而是覺得很沉重。

 

  當年我旗幟鮮明，也許是少不更事，

  如今我旗幟鮮明，是堅守良知風骨，

  反對過度的鐵路建設，為利益開發而開發，而債留子孫，

    究竟是專門造反? 還是道德的勇氣? 風骨堅持到最後？

  十八年，當年是青年，如今年華已逝，垂老中年矣。

  然而，該堅持的道德勇氣，我從來沒有放棄!

  鐵路高架與地下化的醒思  

  世界各大都市也流行鐵路地下化嗎?

  鐵路M型社會來臨 看得到竟然搭不起

 

    道德的勇氣是什麼？ 

   我無語問蒼天，也問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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