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是良心的職業 也是使命的召喚
做學問研究，是一輩子的使命，不是為了名利，也不圖學位或官位，
就是做學問，要有始有終，生死與共，直到眼睛花了，身體不行了為止。
學術界的朋友看了我寫這一篇文章，看到上面這段話，
他有感而發，分享一篇文章給我，也讓我獲益良多。
坦白說，
真心真意的為了做學問，堅守風骨，至死不渝，
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這是很困難的事情。
也許這句話說得很有道理，
對於一個一生只想作研究，不想做官，也不想發財，
學術對他來說不只是職業（Beruf），也是「召喚」（Berufung）。
原文如下:
韋伯對當代社會科學的影響深遠，除了最知名的對於資本主義的研究，幾乎每一個大學生都聽過的「理念型」（Idealtypus）、「價值中立」（Wertfreiheit）也影響了社會學的方法論；而討論統治形態時提出的分類方式——法治權威、傳統權威與克里斯瑪權威（Charisma，或譯為魅力型），也影響了我們對當代權威由來的認知；他在《學術作為天職》（Wissenschaft als Beruf）中提出當代透過理性化、知識化來掌握世界，是一種「對世界的解除神魅」（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這個說法影響了當代人看待自身與知識之間的關係，並確認了學術之意義。
我讀大學時，每一本政治學的教科書更是都引用了韋伯在《政治作為天職》（Politik als Beruf）中對國家的定義：國家是一區域內成功合法獨佔武力（das Monopol legitimer physischer Gewaltsamkeit）的人類社群。
在他的豐富著述中，我讀其〈學術作為天職〉（Wissenschaft als Beruf，或者翻譯為以學術為志業）這篇文章，最有感覺。那原是韋伯於一九一七年時在慕尼黑的公開演說，這個演說是他《以精神勞動為志業》（Geistige Arbeit als Beruf）系列演講的第一個。演講全文於一九一九年出版。文中對於他置身於其中的學術界所發的感想，讀來十分真誠，可以感受到學術對他來說不只是職業（Beruf），也是「召喚」（Berufung）。
首先韋伯說出了德國大學培養年輕學者的困難。他說為了確保自己指導出來的博士具有相當好的學術水準，他堅持新科博士必須赴外校取得他校教授認可後，才能在本校取得編制外講師的職位（這堅持因而導致他自己一個最優秀的博士生被拒絕）。而從講師直到取得教授職位這漫漫長路，幾乎就是一種勝算極小的賭博。年輕學者必須在毫無確定希望、經濟不安的情形下，「挺住」（aushalten）多年。
那麼多優秀的年輕學者，誰才能取得最後的教職？韋伯說，「偶然」（Zufall）、「機遇」（Hazard），而非實力，才是最終決定你成為教授的因素。他很謙虛地說，正因為自己有好機緣，才能在年輕時取得位置，而當時德國的社會學界確實有很多才華實力皆優於他卻苦無位置的優秀學者。不過韋伯這番話實在有點過謙，他博士讀法學、教授資格論文改作經濟史研究，三十歲就成為弗萊堡大學國家經濟學教授，如果他真的只靠偶然的機緣，那麼他大概是德國最強運男吧。
學術界中確實充滿許多刁難不公，最後出線的往往是平庸之輩而非最優秀的人才
韋伯直言，在德國學術界中確實充滿許多刁難不公，最後出線的往往是平庸之輩而非最優秀的人才。「因此，學術生涯乃是一場發狂、無把握的冒險」，韋伯甚至引了《神曲》地獄篇中的地獄大門上的話來形容學術界：「進入這裡的人，放棄一切希望。」
因此韋伯說，年輕學者要他對於進入大學教書的志業作些建議時，他會這麼問：「你真的相信，你能夠年復一年看平庸之輩一個接一個爬到比你高的位置，而既不憤恨又無挫折感嗎？」
但是韋伯並不是因此就要學子們打退堂鼓，他強調，正因為學術界充滿這麼多的挫折與困難，所以我們需要熱情。你對學術必須有一種「奇妙的陶醉感」，必須要有熱情（Leidenschaft，也是受難之意），必須要能受得住日復一日繁瑣的工作，否則還是別投入學術界吧。
學術是「職業」，也是「召喚」
學術之所以需要有熱情，還有一個原因是，學術工作者所做的一切都不會是永恆的真理，學者的工作成果從不會完滿，永遠會有他人超越你，每個學術工作者都必須接受這一「殘酷的事實」。在他對學術工作的想法裡，看得出幾個概念交錯出現：學術是職業（Beruf），也是「召喚」——德文裡說某人獲得大學教席，多會用「被召喚」這個字（auf einen Lehrstuhl berufen werden）——但也是充滿宗教感的感召傳喚（Berufung）之意，一種純粹發自內心的、超乎利益計算的、必須完成什麼的使命感。對他來說，職業，就是天職。
在演講中，看得出韋伯確實是那種嚴謹認真的傳統德國教授，全心奉獻給學術，沒有任何得過且過的心態。另一個例子，也可說明他在學術上絕不馬虎：一篇「在第三屆德國大學教師會會議上的發言」的會議紀錄裡，一個學者試圖說服大學接受他，因為他能吸引資本家、利益團體的捐獻，為校方帶來利益，韋伯這麼評論這位學者：在此事涉及到的這位，在他的學術生涯剛起步時，確實看上去很有前途，但是以後逐漸朝著專門撰寫平庸的速成論文方向發展，成了誤入歧途的學者。
一百年後，倘若韋伯仍在世，不知他會對今日學術界作何評語呢？
